对话孙大午:“民营企业主立宪制”具有普适性吗?
2016-08-23 09:21:55
  • 0
  • 0
  • 5

对话孙大午:“民营企业主立宪制”具有普适性吗?

——有关河北大午集团首创“私企立宪制”相关问题的视频深度访谈

(访谈时间:2016年8月15日夜) 

亦忱(凯迪社区夜话主持人) 孙大午(大午集团监事长)

      图为记叙大午集团践行“民营企业主立宪制”的25万字专著《大午传承守则: 大午集团“私有·公治·共享”实践》征求意见稿

       访谈缘起:7月下旬,经文友李治华先生引荐,亦忱跟多年来由衷敬佩的民营企业家——河北大午集团创始人孙大午先生,成了神交已久缘悭一面,却在微信上互相关注的网友。

        这次采访原本想分两段进行,第一段,先由采访者提出一组问题,供孙大午先生作答;第二段,在亦忱提问、孙先生答问的基础上,对答问中所涉领域,进行一次不预设问题的面对面专访。然而,当亦忱将采访提纲发给大午先生之后,大午先生提出可用微信视频对话的方式,进行远程访谈。

        于是,在8月15日夜20:15至21:45,亦忱与大午先生进行了一个半小时的远程对话。以下,是亦忱根据对话录音整理的对话记录摘要。

     (亦忱于2016年8月22日于海口·凯迪社区)

以下为对话摘要:

      亦忱问:大午先生好!很荣幸能采访您这位仰慕多时的传奇般民营企业家。

      恕我直言,在拜读了《大午传承守则:大午集团“私有、公治、共享”实践》这部25万字的书稿之后,我首先想到的是早年读书时学过的有关“空想社会主义”实践那段远去的历史。直观感觉是,大午集团在您主导下展开的“私营企业主立宪”试验,虽然以12年来的成功实践,初步确证是一种适合您脚下这片土地的企业管理范式,并不是一种空想,而是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具有大午集团特色的企业制度范式。

       我的第一个问题是:由于这种“私营企业主立宪”的试验,跟中国现行的公司法律制度并不契合,在未来一个时期,您所定义的“私有、公治、共享”为特征的“私营企业主立宪”制度范式,您认为其普适性前景如何?

        孙大午:有关大午集团的制度范式,是不是具有普适性这不好说。我看还是用我们集团的管理实例来说明,让别人来评价比较好。

        比如,我们集团在海南琼海万泉镇规划投资1.6亿已经建了个词料厂,在2013年就完成了6000万投资,建成了年产10万吨饲料和饲养10万只蛋鸡的第一期工程,且早就实现了企业盈利。这个工厂目前有90余名员工,80%是招聘琼海当地的农民就业,大午集团派出的管理人员只有不到20名,其中,集团副总刘金虎兼任这家企业的总经理,他的副手一位叫刘志华、一位叫王财金。因为刘金虎在集团担负了分管其他企业的重要职责,对集团19家企业中的同类企业得履行经常性的领导责任,于是,他在今年7月份提出要在两位副手中选聘一位常务副总经理,在他离开琼海的时候代行总经理的职责。

        琼海的这家企业产生常务副总经理的过程,也许能说明大午集团的管理范式是不是具有普适性的问题。

        按照大午集团对下属企业选择高管实行的制度,琼海的这家企业中,拥有选举权的员工共有20名。在选举之前,拥有选举权的刘金虎选前告诉大家,他不想投票给谁,让19人来投票,只要谁获得简单多数,谁就来当常务副总。在刘金虎选择弃权后,刘志华与王财金也选择弃权。结果剩下17人投票,投票的结果是8:8,企业的办公室主任投了弃权票。这时,王财金说,那我投刘志华一票,而刘志华则说我投王财金一票。在这种投票结果依然不分高下的情形下,当时正在考察企业班子的集团总经理刘平说话了。她作为拥有加权票的集团高管在选择下属企业经理人员时,拥有选举权。她说,既然情况是这样,那我就投一票给刘志华。此时,刘金虎接着说,既然刘总投票给刘志华,那我也给刘志华投一票。最终,自然是刘志华被选聘为琼海饲料厂的常务副总。

        对琼海大午饲料厂进行的这种民选企业经营者的实践中,我们能总结出什么带有普适意义的理论呢?

        首先,在我看来,中国的企业家可以归为两大类,一是办商业性质的企业,比如马云办的阿里巴巴,专注于满足社会对远程交易服务的需求,他可以把企业做得很大;二是办具有社会性质的企业,比如我开办的大午集团,另外你曾说过的任正非开办的华为公司。

        什么是办带有社会性质企业呢?我们看看企业两个字是怎么写的:企,由人、止两个字构成,业很好理解,是特指事业、家业。一个企业家,当然要满足自己发现的社会需求,并在满足这种需求中完成一次次再生产,并实现创造利润的目的,否则,他办的企业就不可持续发展。

        但是,一个不知道在什么时候该停下来构思企业未来,及其在社会中扮演什么角色的企业,他就是个商业企业家,而不会是社会企业家。作为社会企业家,他不仅仅是在创造价值和利润,满足市场需求,他还会把自己的企业当一个社会看待,会以企业的员工为本,让企业的成长跟员工产生的归宿感高度契合,大午集团的员工流失率长期低于3%,就是我们企业得益于当社会来管理的证明。

        像大午集团,从2004年走出困境之后,因为践行“企业主立宪制”,实行所有者与劳动者在产权私有基础上的“公治·共享”为特色的大午集团管理模式,已经实现了连续12年的高速成长,平均每年的增速高达30%,而且我们目前依然处于寻找好项目怎么把积累的财富如何投资的良性发展阶段。如今,大午集团是一个集农牧产业、教育、养老、医疗、建筑、旅游、宾馆等各种民间资本进入没有体制障碍,将诸多产业集于一体,带有明显企业办社会性质的具有鲜明特色的中国民营企业。你现在海南,可以抽时间去琼海看看我们的企业是不是我说的这样(亦忱注:据本人于8月19日走访大午集团琼海饲料厂,印证了孙大午先生的上述描述。)

        第二,由于中国处于历史的转轨期,不少企业正在走西方企业所走过的老路,像英国那样,也从企业承担无限责任,转而承担有限责任,进而用股份制来设置企业的管理架构,由资本家们共和或共治,由资本家来根据股权的多寡及权重,来选择职业经理人治理企业。

        我们来看看西方社会的企业是怎么运作,及如何被置于政府的管控之下。因为西方社会是践行资本说了算的企业制度,其无序竞争一旦发生,政府会用反垄断法来拆解那些垄断一个产业的巨无霸企业,当劳资关系发生不可调和的冲突,则工会能组织罢工来调整劳资各方的利益关系。而在中国的土地上,当劳资关系趋于紧张时,因工人组织罢工的条件极为严苛,工会并不具有跟资本家谈判的筹码,所以,在中国的企业中那些感觉待遇不公平的人,则会以消极怠工、出工不出力,乃至用脚投票走人,另觅其它企业从业。

        正是基于这样的现实,我们看到中国的企业家大都是商业资本家,而我们大午集团践行的制度,则超越了当今世界普遍实行的“资本共治”的企业管理范式,实现了“劳资共和”选择企业的管理者,从而,让工作在大午集团的所有员工能产生强烈的归属感。虽然你看的那本书上说,大午集团的职工流失率不足3%,实际大概就在1%左右。

        现在,我可以回答你的问题了:你说大午集团的管理范式是不是具有普适性,我可以告诉你,大午集团践行的“劳资共和”为特色的民选企业管理者制度,是“股份制”设定的“资本共和”的升级版。它的普适意义在这里。

        我坚信大午集团创新的这种“私营企业主立宪”的企业管理制度,能将资本家和劳动者的利益捆绑在一条船上,它可能代表了世界企业管理制度进化的一个方向。

       图为大午集团投资海南省琼海市万泉镇的大午饲料厂工厂一角

       亦忱问:您作为大午集团的产权拥有者,实行带有“虚君共和”性质的企业管理体制,虽然最初是迫于形格势禁的求生之道,但践行这种企业所有者只拿教鞭不管企业日常运营的管理模式,对一个只活动于传统产业界的企业而言,您作为企业监督者,不难发现企业处于正常运营的状态或出了偏差,但对一个面临诸多不确定性的高技术企业,您作为监控者的角色会力所不逮,这种在知识和经验之外的监控也就自然缺乏基础。

       基于以上的观点,我的问题是,大午集团实行的“私营企业主立宪”制度所体现的“私有、公治、共享”企业管理范式,对高技术企业并不适用。像此前被技术进步所淘汰的上世纪巨无霸企业“柯达”、“诺基亚”、“摩托罗拉”等欧美企业,其企业存亡之道,只关乎是否能把握科技发展的趋势,跟企业践行什么管理制度并无因果关系。具体到大午集团而言,我认为目前实行了12年的“大午集团‘私有、公治、共享’实践”,如果局限在大午集团迄今所涉足的传统产业,或许可以走的很远,但这样的企业管理制度范式,对高技术产业并不具有普适性。不知您是怎样看待这个论断?

        孙大午:对你提出的这个问题,我是这样看的。我们现在考察一下西方的政治制度和企业制度,不难发现西方国家的劳动者福利越来越好,企业家承担的税负相应越来越重。这是西方选举制度导致的必然现象。因为西方的政治家越来越政客化,为了满足选民日益高涨的利益需求,不断承诺更高的社会福利以争取选票,从而导致西方国家普遍的民粹化。哪怕政府寅吃卯粮债台高筑也在所不惜。

        至于说到大午集团所从事的行业不具有高度的科技含量,就意味着大午集团的企业制度不能适用于高科技企业,这里恐怕有个理解上的问题:大午集团的企业制度,其核心在于从“资本共和”朝“劳资共和”进化,至于它能不能适用于高科技企业,我想是不言而喻的。

       图为亦忱在琼海大午饲料厂考察后,在大午集团副总经理刘金虎(左)和琼海大午饲料厂副总经理王财金(右)的陪同下,在博鳌禅寺的万佛塔上合影留念

      亦忱问:大午集团在企业中践行民主选举制度遴选优秀的企业经营管理层,给人极深的印象。像入职满了一年即可拥有被选举权,而全公司拥有选举权的员工只占全体员工的15%,这种非常独特的选举制度,可说是企业的元勋才拥有选举权,而任何自认拥有经营才干的员工都可毛遂自荐情有独钟的管理岗位。

        对此,我想问大午先生:这种选举制度您是怎样设计出来的?其参照系又是什么?

        孙大午:不知你是否了解英国走向君主立宪的过程?我们考察英国从君主专制走向君主立宪的过程,不难发现英国的议会制度所实行的两院制,带有宪法性质的限定君主权力的法律,是由上议院制定出来的。

        大午集团实行“私营企业主立宪”制度,也就是借鉴了英国的这一制度范式的核心原理给设计出来的。在大午集团,规定了拥有十年以上工龄的资深员工才拥有选举权,而从业一年以上的新员工则普遍拥有被选举权。这种选举制度,无疑让那些工龄长达十年的老员工在拥有选举权之后,不仅感觉自己为企业工作十年了,终于获得了一种重要的选择管理者的资格,而且,更感觉这也是一种无形的资本。他们作为企业中与资本所有者一样,也拥有选择管理者权利的员工,其跟企业的命运是高度相关也是显而易见的。

       亦忱问:众所周知,美国的开国先贤们,在取得国家独立之后,历经激烈的博弈和妥协,制定了一部后代难以修改的宪法,其颁布施行之后,近230年来没有改动过其中的一个字,只不过与时俱进增加了27条修正案。而我通读《大午传承守则:大午集团“私有、公治、共享”实践》这部征求意见的书稿,在第79页,读到你带有“家庭成员宪法”性质的“遗嘱”。

       我的问题是,您的遗嘱第一条“产权整体传承,永远不量化,不分割”,您健在的时候不难做到,当您走进历史之后,这条“遗嘱”并不具有法律的刚性,因为您不能把自己的“遗嘱”置于“物权法”、“公司法”、“合同法”,以及“民法通则”之上。因此,我认为您的这种带有家庭成员“宪法”性质的“遗嘱”,并不具有司法保障,不知您是否有继续完善这种带有家庭成员“宪法”性质的其它制度安排?

        孙大午:我们考察一下西方国家乃至港台那些巨型私有企业,他们几乎没有一家成功完成企业文化及继承权的传承。像邵逸夫、王永庆这样的港台企业家,没有一家成功解决企业继承权的传承问题,更不要说传承企业的文化。王永庆那么多儿子,也无法解决这个企业的传承问题。说白了,企业的产权可以传承,但企业家的能力却是不能传承的。

        而大午集团属于另辟蹊径,从企业的管理制度和运行机制上,解决企业的产权和企业的文化整体传承的问题。我们大家都知道,在现行的企业制度和产权制度规范下,所有民营独资企业的董事长都是终身制的。比如李嘉诚,他现在80多岁还在管理企业的事务,他不在了之后,其企业产权自然是按他划定的份额传给他的两个儿子,其整体传承的问题是不存在的。

       至于大午集团设定的企业传承制度,跟目前国家践行的法律不完全契合,但任何国家的法律都是与时俱进的,相信未来我们国家的法律是有可能会出现包容大午集团企业传承制度的修订,这就像以前公司法明显跟大午集团的“私营企业立宪制”不兼容,后来也修订了一样。

       亦忱:通过大午先生的上述言谈,我理解了大午集团践行“私营企业主立宪”制度的要义。现在,我的问题是,如果你在自己健在的时候,开始不管大午集团的任何事务,只是远远地看着大午集团在你的注视下平稳运转一年,以检验大午集团失去你的任何干预,企业会不会如你呆在企业之内一样,是不是也能如此默契地运行?比如,你春节过后,就远行来海南度假一年,到除夕之日再回去会怎么样?

         孙大午:你提的这个问题很多人都提过,可能你有个误解,并不知道我从2004年起,就基本不管企业的经营问题了,而只是对企业的重大投资决策提供一种参考性意见,集团中所有企业的生产经营及人事制度,都是按我设计的企业制度在运行。我们有19家企业,那怕其中有多家企业的经营状况非常糟糕,其业绩令人惨不能睹,我也绝对不会施加影响去改变这家企业的现状,那是公司董事会去管的事情,如果我凭借企业所有者拥有的法定权力,去干预这些企业的经营,那就无疑意味着我设计的这套制度走向了失败。

        我的原则是,让制度去发挥作用,我自己则在干个人爱好的考古活动,这些年来我撰写的考古著作有了五部,可见我对自己设计的这套制度是充满信信心的。对此,你可以来大午集团现场考察,看看我所说的这些东西,是不是恰如其分。

        也许你不知道,现在我在大午企业,就连调动100万资金也不可能了。大午集团的学校有7000人、大午集团的建筑公司有1500人,我们已经把所有企业的产供销、人财物支配权,全部下放到企业了,集团的董事长从根本的意义上已经形同虚设,他只履行产权所有者的责任,在所有下属企业的管理者确定之后,其经营模式也形成成熟的运作机制之后,他所体现的所有者责任已经被高度淡化了,所有下属企业都不会感觉到董事长或董事会对其构成掣肘或制约了。

        至于我这个监事长,不过是组织集团内部的重大选举,监督企业内部可能发生的腐败现象,那些试图在我这儿拉票的行为早就没有了,事实上就连我两个儿子及所有亲属都不可能从我这儿获得任何选举支持。

       亦忱:也许我前面的表述有不准确的地方。下面我再归纳一下我的说法和问题:1、大午集团现在的运行机制和企业制度,被全体员工高度认同,这已经不是一个问题了;2、大午集团这个制度要达到的效用也已经实现了当年设置的初衷;3、现在大午集团所践行的制度跟现行法律并无明显的冲突。

      现在我要的提的问题是:大午集团由你所设定的产权必须整体传承的“宪制”,当你不在了之后,怎么会有制度保障这种超越“物权法”、“民法通则”的企业制度不被改变呢?

        孙大午:这个问题你多虑了。事实上,大午集团奠基于“私营企业主立宪”制度的运作方式,其良性程度已经超越了我当初的设想,我们能够以最近12年来平均30%的增长速度高速发展大午集团,完全得益于大午集团实行的这一套完整的“劳资共和”民选经营管理者的制度,现在就连我想改变这套制度的运行,也是不可能的事情了,遑论我的两个儿子想去改变它。

        当年,我设定的大午集团的“宪法”,两个儿子曾对我说,我们要按手印确保永远践行这个制度。我说这不必,如果你们想改变这个制度,是可以的,我希望你们能随时改变这个制度,当然,你们改变这个制度时肯定会有超越或完善这个制度的更好想法或理念。

        说白了,一种制度能长期坚持下来,必须符合社会的需要和顺应时代潮流。就拿美国宪法来说吧,如果它不能顺应时代潮流,也是没有意义的,它或许早就被美国人两百年来改的面目全非了。我的看法是,我们看待一部法律,看待一种制度,如果不能顺应人心,不能顺应时代潮流,它被后人改变或扬弃是完全合乎历史演进的逻辑。

        再说,一种能给企业带来良性发展的制度,有谁愿意去改变它呢?

        最后,我得纠正你的一个误会,大午集团践行了12年的“私营企业主立宪”制度,不是我设计出来的,而是在一种特定的时代条件限制下,我们家族经过激烈的博弈,是在彼此利益冲突的情境之下,互相妥协的一种企业制度安排。这个话题说来话长,今夜就不展开说了。

(亦忱注:此对话记录送请孙大午先生审阅后,对其中个别字词的疏漏做了订正。)


最新文章
相关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