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女儿的求学经历看中国应试教育的黄昏

从我女儿的求学经历看中国应试教育的黄昏

文/亦忱

1.
今日，是中国为期三天的高考日的第一日。这个日子，对时下中国大陆所有参加高考的学生及其家长而言，是一组令人百感交集的日子。而十年前的2000年的七月七、八、九三天，则是我的独生女儿参加高考的日子。我作为一个被投入到应试教育中受到非人道折磨的学生家长，对中国令人深感绝望的应试教育可以说至今记忆犹新。
我的女儿当年就读的小学，是本城最好的小学第七小学，高中和初中就读的是最好的第一中学。在她尚是学龄前儿童时期，从3岁起，就跟着我在家呆着，是我这个没有什么鸟用的三流父亲对她直接进行最初的启蒙教育。因为，那个时候，我曾于在1985年秋天脱产进入中国广播电视大学混文凭，在家几乎闭门不出而自学了整整两年。那个时段，我女儿正处于人生最初的3岁至5岁的第一个启蒙阶段。按我那位世间最伟大的文盲母亲的说辞，“三岁看大，七岁看老”，我从女儿最初接受启蒙的状态，大致就能预见到到她后来的人生之路会通向何方。
那两年中，女儿离开保育院和我呆在家中的700多个日子里，我从她接受教育的自觉性和求知的主动性以及她对语言和音乐的高度敏锐的学习偏好中，基本就可与预见她在未来的中国应试教育的世界里，能够走的多远：她不可能在理科或工科中有所成就，而只能在文科中混出点名堂。
说来可能没有几个人会相信，我女儿在牙牙学语的2岁时，就在她母亲用儿歌的熏陶下，开始学习唱歌。到3岁时，她只要看看当时正在播出的电视剧不下三回，就绝对能把那部正在播出的电视连续剧中的插曲，一字不差地完整演唱出来，尽管她对歌词的意思一点也不懂。
我是从自己女儿对所谓高难的汉语能轻易掌握的过程中，才得出一个不会比前苏联教育家马卡连科更浅的体会：世间只有不好的教育，而绝对没有不好的儿童，所有儿童其实都具有成为天才的潜质，他们后来之所以越变越平庸，那是随着他们日渐长大，当他们被投入糟糕透顶的教育中时，他们身上的天才潜质，才一点点地被扼杀殆尽。
2.
我的女儿是在1988年秋天6岁没满时开始上学。那时，我刚刚从一个乡镇挂职担任乡党委副书记的任上，被选调到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秘书科，当一位泡在公文写作泥潭中的小科员。
当时，我所在的办公室同女儿所就读的第七小学，只有一街之隔区区200米不到的距离。在我的记忆中，女儿上小学的最初三年，是她最快乐的时光。她不仅是那个班级中公认最听话、最乖巧、最文静的学生之一，而且，学习成绩一直很好。我几乎从来就未对她读书和做作业操过任何闲心，而只是每日用自行车送她上学，接她放学，并在市政府食堂中同她一起吃一顿中饭。女儿在课余时，则在我当时工作的市政府大院里打发她的童年时光，她或是在我的办公室中做作业，或是在政府大院中的花园里嬉戏。那段时间，应该是女儿所度过的最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
女儿的学习开始让我上心，是在小学三年级开始接受老师的布置写作文之时。我记得女儿当时要写的第一篇作文，是一篇记叙文。老师由学生自选题目，文章的内容，可以是叙述一个人的故事，也可以是记叙一件印象深刻的事情，完成作文的时间是三天。
女儿领受了写作文的任务之后的变化是如此明显。她竟然开始变得焦躁不安，不仅晚上睡觉不踏实，而且白天也闷闷不乐，显得没来由的焦虑。
那天，我和女儿在食堂吃饭时，很随意地问她：“你怎么好像有心思没有告诉我？”
女儿说：“我写不出老师昨天布置的作文，明天这个作文就要交给老师，现在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想对老师说，我写不出来这个作文。”
当听完女儿告诉我，她要写的作文是一篇记叙文时，我便告诉她：“这个世界上做容易做的事情就是写记叙文。你只要把自己所认识的人，或看到的事情，用自己已经认得的文字按平常说话的方式记录下来，那就是一篇完全可以交差的作文了。”
女儿说：“可是，作文的第一句话，我就不知道怎么写才好呀。”
我说：“作文的第一句话，你乱说都行，关键是要说自己想说的话。依我看，那简直比你早上起床后刷牙洗脸还要简单。”
当我同女儿进行了一番商量之后，最后由女儿决定，写一篇记事的作文。于是，我就建议她以当时市政府东边的院墙破墙开发商业网点且快要完工的“御窑长廊工程”作为写作题材。
吃完中饭后，我牵着女儿的小手来到政府大院东边的街上溜达，从头走到尾，便走边提醒女儿描述这个御窑长廊工程实施前后街景的变化。一圈溜达下来，我们们从市政府大门出去，从后门回到办公室，不过慢悠悠地走了不到20分钟，当女儿坐到我的办公桌上开始写她的平生第一篇作文后，她只用一个多小时，就写出了一篇约400余字的作文。题目就叫《政府的院墙变了样》。我阅后，稍微对作文进行了一些修订和润色，女儿便高高兴兴的誊写到作文本上去了。当天下午，女儿就拿这篇作文交给了老师。下午放学我接女儿回家时，女儿的那个高兴劲头啊，简直没法形容，一路上，她居然滔滔不绝地说了不少同学看着她第一个交作业时的羡慕眼光，是如何令自己感到陶醉的感觉。
次日中午，当我从学校门口接女儿来政府食堂吃饭时，女儿再次告诉了我一个惊人的消息：她写的作文居然被老师作为唯一的优秀作文，在上午的第一节语文课上进行了逐段逐字的讲评。女儿给我讲述这件事的自豪劲头，和当初她面对完成作文时的焦躁感，其反差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而我只是非常平淡地告诉女儿：“写作文的确是世界上最最容易做的事情之一，只要不是真正的笨蛋，凡是能说话和认得字的人，都能写出好作文。你千万不要以为自己能写出一篇优秀作文有什么了不起，它只不过证明了你大概不是一个笨蛋而已。下次，你要再写什么作文，只要自己是怎么想的，就怎么把它写出来，大概都能算好作文。”
说来估计没有几个人会相信，女儿后来直至小学毕业，几乎从未向我请教过学习上的什么问题。1994年秋天，她圆满地完成了六年快乐的小学教育，并在有1300多人参与竞争的选拔性考试中，通过初试和复试，考入了市第一中学由23名女生和37名男生组成的“少科班”。
那个时候，我也基本可以下结论，女儿能够和一班天才儿童呆在一块，她日后考上一所重点大学似乎不是什么问题了。
（未完，待续。2009-6-7）
3.
中国的中学教育有个最荒唐的制度安排，就是把一个城市的中学分成重点中学和非重点中学，而更荒唐的是，在重点中学里还要设立一个所谓“少科班”。当年，我女儿上中学时所考进的这个所谓“少科班”，是那一年全城的小学毕业生中自认学习成绩优秀的1300多名儿童，通过初试和复试遴选出来的尖子中的尖子。我记得，当初市教育局决定，由第一中学率先挑选60名考试成绩最优异的学生组成一个“少科班”，再由另外一所重点中学第二中学从一中挑剩下的好学生中挑选60名次好的学生组成另一个“少科班”，其余的学生则按照划片就近入学的原则，进入自己所在社区的相关中学。
我记得，当时我女儿参加“少科班”的选拔考试，其成绩和另外一名学生并列第59名，是当时进入第一中学“少科班”中考试成绩最差的学生。为此，我当时并不主张女儿进入第一中学的“少科班”，而是希望她去第二中学的“少科班”就读。我的道理很简单，她如果进入第二中学的“少科班”，会从“孙山”似的人物变成头名状元，将来在应对学习上的压力时，会比在一中小很多。
在最终决定女儿是去一中还是去二中就读的问题上，可以说是我一生中最没有坚持原则所做的孬事之一，我为自己在这个问题上迁就女儿的任性而悔恨终身。
当时，女儿坚持要去一中的道理其实只有一条：她所在的第七小学的同一个班级，有7名同学一起考进了这个“少科班”，她希望和这些同学呆在一起，而去二中“少科班”则一个同班同学都没有。而我当时并不主张女儿去一中的道理也只有一条，她考试成绩险些名落孙山之外，作为成绩最差的“少科班”学生，在强手如林的班级中，面对老师经常将学生的考试成绩公布在黑板对面墙报上的荒唐做法，其能不能应对学习上的压力每准会成为一个真正的问题。
可是，当最终定下来，女儿还是去一中“少科班”读中学之后，我还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她应对学习压力尽了最大的努力。那年秋天我们举家随着女儿就读一中而在一中后门马路对过的铁路宿舍，租住了一个学期。直到女儿在初中的第一学期的考试成绩出来之后，她由当初入选“少科班”的考试成绩为并列第59名，飞速进步到第15名，我们全家再搬回到城里来住。
4.
自从女儿就读第一中学的“少科班”之后，我这个向来不太关心教育领域的芥末小官，也开始关注本市乃至整个中国教育领域的事情了。
十多年前，当第一中学和第二中学各设一个“少科班”时，一中出任班主任的是一位姓袁的男老师，而二中出任班主任的老师是一位姓蔡的女老师。当时，袁老师的年纪大约不到40岁，他是第一次出任“少科班”的班主任，而蔡老师的年纪已经超过了50岁，则是她的教师职业生涯中最后一次出任“少科班”的班主任。蔡老师还有一个不为人所知的巨大社会优势，她那同样是当教师出身的丈夫，当时正在市政府出任副市长。
我以为，不要用什么高深的教育理论去验证前苏联教育家马卡连柯的“没有不好的学生，而只有不好的教育”的观点有多么正确，而只要用我市当时分别设立在一中和二中的这两个“少科班”120名学生最终的高考成绩来做参照，就大致能说明白这个道理：天才总是毁于糟糕的教育。
据我所知，在2000年度的高考中，一中的“少科班”只有一名考生考取了北大，而且还是一位半途插班生，而二中的“少科班”，则有8名考生考取了北大清华。
为什么一流的天才少年，会在一中毁于一个极度平庸的教师之手，而二流的天才少年会在一位极为优秀的教师调教之下而大放异彩呢？这毫无疑义要从这两位教师所奉行的教育理念中去寻找原因。
一中的这位袁老师，是个只信奉考试万能的应试教育理念践行者，而且还是个荒唐的性别歧视者。此人作为数学老师，对学生的考试分数有一种病态的偏好。每组织一次考试，都要将学生的考试成绩公布在教室黑板对面的墙报上，以此给所谓差生制造心理压力。尤其荒唐透顶的时，此人在初中第一学期结束时的家长会上，居然肆无忌惮地大放厥词贬低女生的学习成绩不是来自于刻苦学习，而是所谓男女生的学习耐力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变化，到高中最后的阶段，必然是男生超越女生而拔得头筹。我非常清楚地记得，就在那次最初召开的家长会上，当他在会议行将结束，礼节性地征询家长们有什么意见时，我以女生进入青春期平均比男生早两年的事实，纠正了他对女生学习成绩肆意贬低的说辞。

我说：“您想鼓励男生后来居上的用心，我能理解。但您这番说辞却会对那些通过心不旁骛，刻苦学习，而取得优异成绩的女生们，无疑会造成莫大的心理伤害。我希望您应该在教学之余，去好好学习一点生理学和教育心理学知识，那样，您就不会想当然地以为，女生在高中的最后阶段会掉链子。”我的这番丝毫不讲情面的批评话，当即把这位无知的老师说得满脸通红。在随后我多次出席的家长会上，此人就再也没有讲过类似的说辞。
而二中的那位蔡老师，除了理所当然地重视学生的考试成绩之外，却是一位素质教育理念的践行者。她所施教的那60名学生，不仅个个考进了重点大学，而且，每人都外带着会娴熟地操弄一种乐器的技能，离开自己的中学校园。
所以，我通过比较这两个所谓“少科班”学生在不同的教育理念施教之下的不同结局，而完全同意时下流传于中国教育界的一个观点：如果你希望自己的小孩受到一种好的教育，选择好老师远比选择好学校更重要。
（未完，待续。2009-6-8）
5.
自女儿于2000年考上一所财经大学文理兼收的国际贸易专业，直至2004年夏天从这所大学顺利毕业拿到学士学位，我除了亲自送她上学和去过学校大概一二次给她稍点东西回家之外，几乎从未过问她学业上的任何事情。这倒不是我对她漠不关心，而是我一直秉持我的文盲母亲教诲的理念，“儿孙自由儿孙福，莫为儿孙做马牛”。不过，女儿大学毕业之后，我还是忍不住对她就职的方向提出了个人意见：我希望她能留在家乡工作。为此，我甚至未经她同意之前，就四处活动了一番，在本地的一所大学里给她预谋了一个不错的英语教师的教职。但是，很遗憾，我的这番心意不被女儿领情，她执意要去广东珠三角地区的外企做个打工妹。我除了尊重她的选择之外，别无它法可施。
记得女儿临行之前，我曾对她语重心长地说：“无论在外地遇到什么过不去的坎，请记得你还有一个真正的后方。家里的这张床永远会为你留着，你随时可以回家来陪我和你妈吃吃闲饭，说说闲话。”
女儿笑笑说：“你们不要为我操心吧。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自从女儿上大学离家外出，至今已经快10年了。人生会有几个10年？你就是能长命百岁，也不过是十个10年而已。这十年来，女儿每年都会回家度过她的春节假期，这就足够了。
如今，在女儿完成了她走向职场之前必须接受的大学教育之后，我再来回顾她接受中国糟糕教育的历程，除了觉得她在小学度过的时光可算差强人意之外，我在此说，她基本上由一帮平庸的教师塑造成了一个平凡的公司文员，应该是一个基本正确的事实。这个结果，我觉得也大致可算差强人意吧。
与那些在应试教育中被折磨得人格变态的莘莘学子们相比，女儿无论是在小学、中学还是大学读书阶段，她在家里却是一点也没有什么压力的。因为我从来就不像那些比我还呆十倍的呆子父母们那样，几乎从不过问她的考试成绩的分数是多少，而只是问她是否完卷和自我感觉答错了什么问题。这倒不是因为我从本质上厌恶用分数来衡量学生学习成绩的做法，而是我永远认为，那种拿分数作为工具来约束或激励学生的老师，全是些人格变态的老师。而我自认不是一个人格变态者，所以，我很庆幸自己在女儿在水深火热的中国教育地狱中受到折磨时，我没有做任何助纣为虐的孬事。
当我从最近的网络阅读中看到，武汉市教育局副局长田文江经深入研究披露，自中国恢复高考制度的1977年到2006年这整整30年间，全国各省的所谓高考状元们，个个平庸无比，没有一个在从政、经商或做学问等方面，可称为杰出人才。我始觉自己的女儿在应试教育的泥坑里，没有被彻底地毁在那些平庸无比的老师们手里，亦可算不幸中的万幸。因为她如今绝对比我活得舒展、自信和有主见，别说爹妈早已经不能给她起到拐杖的作用了，就是那些非常倚重她的私企老板们，只要做人不地道或处事不公，她也敢立马炒掉老板而拔腿走人。
前些年，女儿在广东中山市的一个私营公司从事服装外贸业务，她凭借自己所受过的外贸和英语专业训练，把公司的外贸业务做的风生水起，给她的老板创造了不菲的利润，那位老板曾多次催促女儿办理护照，说是要她独挡一面，去美国和客户直接谈判。可是，在工资奖金待遇上，那位老板却向公司中自己的亲友们倾斜，从而，使得女儿深受刺激。在前些年的一个春节假期中，女儿度完假期准备返回广东时，临行前对我说，她想离开这家外贸公司而去一家深圳的外企工作。我说，你做任何决定我都会支持你的。
后来，女儿果然在强手如林的应征者达36个之多的面试中，很幸运地被深圳的一家外企录用。
结语
关于令人黯然神伤的中国教育问题，我曾经零零散散地发表过一些琐碎的议论。例如，前些年我曾在一位网友的文章后写过这样的评论：“中国的高校问题岂止是一个近亲繁殖的问题，它的问题有一火车：不出产思想出产欲望；不搞学术搞权术；不传播真知识灌输假教条；不鼓励独立思考倡导思想统一；不出产合格的公民追求教育产业收益。这五大弊端决定了当今中国的高等教育是没有任何希望的。因为中国的教育制度是国家制度的组成部分，离开中国的国家制度变革来孤立地谈教育制度的改革和完善，犹如对一个脑瘫的患者施行心脏手术，根本就没有什么意义。”

去年4月，我在自己所写的一篇题为《一个“50年不变的中国呆子”看中国和美国的教育》的文章中，通过比较中美两种教育制度之后，曾这样写到：“20世纪之所以能成为美国世纪，首先，自然是先进的美国政治制度尤其是先进的美国教育制度对全人类具有持久不衰的吸引力所成就的，但美洲大陆始终作为一块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大陆，对全世界各种肤色的人都具有持久不衰的魅力，无疑是它的教育制度真正合乎人追求自由的天性。”与此同时，我还在对比了中美两种教育制度的优劣后，继续写到：对中美两种教育制度的差异，“就是弱智者也能分出优劣，而中国的教育政策制定者会看不到？你只要看看中国的政治精英、文化精英和经济精英全把子女送往大洋彼岸，就能够得出自己的答案的。一句话，中国的弱智教育是落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今年前不久，当我在祭奠被检讨书杀死的烂漫少女徐远方而写出小文《草泥马教育的特色：杀死人的自尊和个性》时，曾大发感慨道：“当我们还不能对中国糟糕透顶的教育现状进行彻底的反省和自责，进而稍微把自己的教育制度改造得合乎人道和人的自由天性，那么，我们这个既可怜又可耻而且还可悲的民族，除了被人看成是一个狗娘养的草泥马民族之外，我实在想不出，我们的儿孙们还会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希望？！”

（2009-6-11。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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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亦忱： 一个“50年不变的中国呆子”看中国和美国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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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亦忱：草泥马教育的特色：杀死人的自尊和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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